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并不会讲中文,目前中国的火箭事业实力如何

【据《瞭望东方周刊》报道】随着2011年以来中国航天事业迎来高峰期,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也连续两年刷新年度发射纪录。2012年12月19日凌晨,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成功发射土耳其“GK-2地球观测卫星”,至此,“长征”顺利完成本年度约20次运载火箭发射任务。

他身为政治学教授,却从不讲大道理,而只是讲故事——
把学生带入一些具体的“困境”,通过接连不断的提问,启发思考和辩论,而且从来没有标准答案

火箭是中国航天事业最值得骄傲的内容之一。它自1949年以来就深为中国领导人所关切,是为“两弹一星”中的“一星”。

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并不会讲中文,也没有得过诺贝尔奖,只来过中国三次,却是如今最受中国大学生追捧的美国教授。

从“东风”到“长征”,目前中国的火箭事业实力如何?本刊记者借中国科技馆“火箭飞行原理”科普讲座的机会,专访了火箭导弹弹道专家、中科院院士余梦伦。

他的“公正”(Justice,
也译“正义”)课视频两年前通过互联网跨过太平洋被中国学生热切传播着。课程的文字版《公正:该如何做是好?》一书也已被迅速地翻译成中文,并在短短两个月内印刷三次。

76岁的余梦伦院士1960年自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毕业,即到航天部门从事火箭弹道研究,参与了自“东风一号”、“长征”至今中国大多数火箭、导弹的发射任务。

5月22日,他在复旦大学的讲座有了某种明星演唱会般的效应。可以容纳近千人的光华楼报告厅走道和入口都挤满了人,他一上台,就响起雷鸣般的掌声。讲座中间,只要他提起某个课上的案例,就像唱起一首著名的流行歌曲,下面的大学生都报以会心微笑或热烈鼓掌。

广为人知的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余梦伦班组”—专门从事弹道设计,每次发射都要进行天量的数据运算。

被如此追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有个特点,即身为政治学教授,却从不讲大道理,而只是讲故事——
把学生带入一些具体的“困境”,通过接连不断的提问,启发思考和辩论,而且从来没有标准答案。

余梦伦说,中国航天历经几十载起伏梦想不坠,新目标犹在前方。

当本刊记者问他“你觉得自己为什么会在中国这么红”的时候,桑德尔沉吟半晌后回答:“我也不太清楚,不过我猜想,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这是现在中国人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

发射基地也曾没粮食

这一次,在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上,桑德尔仍然讲“公正”,但特别选择了一个更切合中国国情的话题:市场经济下的“公正”问题。

澳门太陽城集团,《瞭望东方周刊》:火箭和导弹一直被认为是中国重要的科学、装备领域,也是保密度最高的事业之一,你能简要回顾我国火箭事业的发展历程吗?

“中国人更资本主义”

余梦伦:我认为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国家贫困落后的工业基础上起步,发展航天事业。当时中央领导高瞻远瞩,下决心发展航天事业,有一批献身于航天事业的领导干部、工人、科技人员,加上全国人民的支援。这三股力量,使我国在上世纪60年代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发展航天事业,为以后打下了基础。

讲座一开始,桑德尔就设定了第一个“困境”:一场暴风雪之后,一家商店决定把原来售价10美元的雪铲提价到20美元。“有多少人觉得这是公正的,多少人觉得不公正?”

发射“东风一号”的时候,国家为了保证任务完成质量,工作人员的伙食很好。火箭发射成功后,发射基地已经没有粮食了,吃的都是土豆。临上火车回京的时候,每人发了几个烧饼,带着路上吃。酒泉到北京要在兰州转车,在兰州下了火车找饭店,我们拿着粮票都很难买到东西,就是靠几个烧饼撑着回到北京的。

通过举手表决,认为公正的占大多数,约有2/3。

第二个阶段是“文革”期间。我们感触很深的是,周恩来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受到严重干扰的情况下,仍然顶住压力,坚持搞航天事业。

“要知道,在加拿大、瑞士和德国,83%的受访者都认为不公正。这表明,中国人更资本主义!”桑德尔评论说。学生大笑。

第三个阶段,改革开放之后,经历了拨乱反正,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被认可。当时营造出一种广大知识分子为社会建设贡献力量的氛围。

“认为不公正的人,觉得原因何在呢?”他接着问道。

改革开放以后,也曾有过“航天无用论”。当时航天部门工资低、待遇不好,社会上流传着“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我们单位有一些同志离开了航天部门,在北京展览馆摆摊招人,没多少人报名。

一位男生站起来回答说,店主利用了恶劣天气,获得了不当利益,“价格一旦提高,就有很多人买不起。”

第四个阶段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国民经济的发展需要航天事业支撑,国防力量的壮大也需要航天,航天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重新被重视。

一位表示反对的女生反驳说,根据经济理论,如果市场需求很大而供应有限,价格自然会上涨。“当资源有限的时候,买得起的人才能拥有,这是很自然的。总归要有一个标准来限定什么样的人才能买到。”

亲历火箭发射失败

“你是说富人才能买吗?”桑德尔反问。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航天事业一直以一个又一个成功展示给世人,能讲讲你所经历的失败吗?

女生有点语塞,但很快脱口而出,“必须有一个标准来界定合适的购买者。”

余梦伦:从1970年4月24日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目前长征火箭共经历了174次发射,取得了166次成功。失败的这8次主要集中在上世纪90年代,其中70年代失败1次、80年代失败1次,90年代失败5次,还有一次是2009年8月31日,在酒泉卫星发射基地用“长征二号”火箭发射“实践十一号04星”。

“‘合适’?只有富人才是‘合适’的人?”桑德尔进一步追问。

我记忆最深刻的是1996年2月15日在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当时由“长征三号B”发射一颗美国通信卫星。卫星发射前三天,为了解决火箭发射操作上的一些问题,我到发射基地去帮忙。临近发射时,我们的工作做完了,不过仍在监控中心。

“因为那是自然而然的。”这位学生回答。

我过去都是在控制大厅里,很少到外面看过,这次想出去看看火箭飞行的实况。这时发射阵地打来电话说,“老余,你既然来了就坚持到底吧,别离开,还是和发射队伍在一起吧。”本来我打算去的地方,就是后来火箭落下来爆炸的地点。

“天哪—— 自然?”桑德尔抓住了这个词,引起观众的哄笑。

1974年11月5日“长征二号”第一次发射失败时我也在现场。那次火箭飞得很高,抬头往上看,就像从头上掉下来。发射基地的同志说“趴下!”我们全都趴在了地上。火箭落下来砸在远处。

“即使这是自然而然的,但它是公正的吗?”桑德尔问道。

再早一些的发射也经历过失败。我印象深刻的一次,是1964年在酒泉基地发射火箭,发动机出了问题,飞了几十米就熄火掉了下来。

女生沉吟良久后回答:“不是。”

我们当时都在有几米厚的水泥墙的地下控制间里。火箭点火发射正常,大家开始从控制间往外走。我走在后面,忽然前面的人都往回走,说“不好!”大家赶紧把铁门关上,谁都不说话了,你看我、我看你。后来“轰”的一声,火箭在控制间上方爆炸了,控制间被震得烟雾腾腾。

另一位认为“公正”的女生则分析说,如果价格上涨,其他商店也会有动力增加进货,这样一来供应就会增加,价格就会下降,然后更多的人就能买到雪铲。

毕竟是自己亲手造出来的,当时就有人心疼得掉了眼泪。

“这里我们看到两种关于‘公正’的衡量标准:一种是市场经济的‘功利’标准,即价格上涨后供应自然增加,更多的人就能买到雪铲,所以涨价是公正的;另一种是‘自由’的标准,即市场经济下看似自愿的行为其实并非是自由做出的,而是被迫做出的,不自由的选择就不公正。”桑德尔总结说。

《瞭望东方周刊》:这些发射失败,对航天事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很有趣的词:正当但不道德”

余梦伦:每次失败后我们都会总结原因。特别是1974年那次,我们通过技术改进,在以后的火箭上把系统的“单点单线”改进成“双点双线”,即便坏了一路,还有备份。我们每失败一次,就前进一步,从失败中不断吸取经验教训,才有今天中国航天的成就。

在此基础上,桑德尔进一步假设了更尖锐的“困境”——
比如一场自然灾害之后,饮用水受到污染,这时有人把瓶装水的价格从1美元提高到了10美元,这是“公正”之举吗?

中国的火箭事业有着悠久历史。比如我所在的这个“余梦伦班组”有50多年历史,现在的成绩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我是这个班组的第五任组长。

这一次,认为“ 不公正”的占大多数。

班组创始人是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的方俊奎,比他高一级的是钱三强、王大衍等人,更高一级的有钱伟长。新中国成立之前方俊奎也曾在美国学习,和钱学森一样,同是共和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

但有一位女生站起来表示,此举也许是“不道德”的,但却是“正当”的,因为灾难之际,把物资运进灾区的成本也会相应提高。

方俊奎1912年出生于江西农村,在清华品学兼优,受到吴有训、叶企孙等著名教授的青睐。他毕业后到兵工署弹道研究所工作。1949年3月,方俊奎辞去了上海物资供应局的工作,静待解放。后来参加解放军,正式进入军械部工作。

桑德尔笑着指出:“很有趣的词——
正当但不道德”,但接着反问道:“在大家都急需水的时候,为了最大化利润抬高价格,你觉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呢?”

1957年,方俊奎调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在总设计师室任工程师,从事导弹弹道研究设计工作。他当时所在的工作团队,就是我们现在班组的前身。

“贪婪。”这位女生回答说。

1964年,弹道导弹发射成功后,他主动提出到边疆去。他说,靶场的弹道也很重要,搞设计的要到靶场去做实验。于是带着妻子和女儿去了甘肃省酒泉。

“这是衡量‘公正’的第三种标准,即人的品行和德行。”桑德尔说。

当时条件很艰苦,作为老科学家,他的边疆补助是工资的一倍。但方老把补助的钱都作为党费交给了组织。

随后他又提出了新的假设:如果有一名学生想进入一所名牌大学,但考分不够,其父母于是去找校长,说如果你录取我儿子,我们给学校捐1000万元建图书馆和实验室。这是公正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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