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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鲁迅与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化的建构者

鲁迅对于20世纪中国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不仅在于鲁迅对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发展作出的贡献,而且在于鲁迅的文学创作和文化活动与20世纪中国政治、社会变动紧密相连。

[摘要]本文以学术眼光从文化观层面综合阐述了鲁迅对中国现代文化的主要贡献,包括“鲁迅对待中外文化传统的基本态度”“鲁迅文化革新主攻方向的选择”鲁迅文化遗产的真正价值”等,现与读者共飨。
谈起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问题,便不可避开鲁迅。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化的建构者,同时也是解构者。鲁迅的文化与文学选择深深地植入在了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各个关键部位,他的思想对当今世纪中国社会现实、文化道路及伦理观念嬗变都产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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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史上,也许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像鲁迅这样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了。正如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伟人一样,鲁迅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精英,必然地具有丰富的典型性和“文化史”的意义。可以说,鲁迅的文化思想道路,较为充分地代表了20世纪初多数文化人所经历的思想历程。20世纪初一大批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他们是沿着一条充满了苦闷与追求、彷徨与抉择、前进与倒退的艰难曲折的道路走过来的,他们经受了作为变革时期第一代文化人所必然要经受的痛苦的心灵历程。鲁迅身上具有这一代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共同特征,研究鲁迅有助于我们了解整整一代文化人。
而且,作为文化现象的鲁迅,其本身所显示的中国新旧文化转换期的一些基本特征,也使得对鲁迅的研究成为把握新旧文化转换期重要标记的有意义的工作。“五四”作为一个文化启蒙运动,是绵延了数千年的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伟大的转机,中国现代文化正是从这里开始了破旧立新的重建工程。如同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文化转换的伟大时代一样,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鲁迅正是应时代的召唤而产生的、代表中华民族现代文化意识在痛苦中觉醒、促成民族文化转换的一代巨人中的一个杰出的代表。他以其巨大的思想深度和坚毅的探索精神,以其博学多才和非凡的秉赋,无愧地承担起了这个文化转换时代所赋予他的艰难的历史任务。他不仅在总体上代表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而且以其杰出的文化业绩和在各具体文化领域中破旧立新的成就,树起了作为文化新与旧分野标记的里程碑。同时,鲁迅主体方面所包蕴的文化内容以及他自身所具有的全部的内在矛盾,也无疑在标示着一个特定的文化时代,昭示着特定历史时代的文化内涵。
与任何一个文化史上的巨人一样,鲁迅的文化意义绝不仅仅属于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而且也是属于他以后的时代的。鲁迅面对新的历史时代,站在文化转换时代可能达到的历史高度,着眼于未来所提出的诸多文化的基本命题,在其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直至当今时代,仍是并未过时的文化革新的重要内容。特别是鲁迅处于文化转折期时所表现出的一些基本的文化态度,对于同处于文化转折期的现在,仍有着极具价值的参考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鲁迅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典型意义还在于他对中国文化发展的久远的影响。
如何对待中外文化传统,如何从中外文化中汲取养分,这是任何一个处于新旧文化转换期,并立志促成这种转换的人都无法绕开的一个问题。
鲁迅这一代人都曾被这一问题困扰过。
自19世纪40年代开始,西方文化在愈来愈大的规模上撞击着中国的大门。但这种撞击不是中华民族自觉自愿地迎来的(不像中国历史上的盛唐时代,盛唐文化曾在强大的国势之下,气度雍容地接受印度佛教文化的撞击,并通过对外来文化的自觉自愿的融合达到自身的超越),而是在丧权辱国的处境中被迫接受外来文化的撞击的。这一历史的特点在中国人的心灵上投下了浓重的民族危机感和文化危机感的阴影。中国人从“宇宙中心”、“老大帝国”的幻梦中被惊醒了,他们忽然发现,自己时时沉醉于其中的对几千年文化的优越感颇有些值得怀疑,在许多文化领域中,中国已远远落后于西方。最先觉醒的知识分子首先表现出了一种对于中国可能面临的亡国灭种的灾难的历史焦灼感,他们起而对民族自身的文化进行严肃的反省。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一些爱国的仁人志士们的脑中始终萦回着的问题就是:西方强盛、中国落后的原因是什么?中国应该向西方学习什么?什么是根本的民族复兴之道?这些问题集中到文化方面,人们的思考中心则是如何对民族文化进行现代化改造的问题。
浓重的文化危机阴影使许多知识分子在思考这些问题时常常走向两种极端,一种是对民族文化彻底失却信心,企冀以西方文化取代中国文化;另一种是缺乏对西方文化汲取、融合的能力和信心,试图以排斥外来文化影响来单方面振兴民族文化。这两种设想基本上都是行不通的。文化系统的形成,根源于特定民族的特定历史过程,文化会随历史的变迁而变迁,但完全以植根于别的区域、别的种族、别的历史过程的文化系统来取而代之,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企冀以西方文化完全取代中国文化,其设想有其革命性的一面,但实际上却难以实行。另一方面,中国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惰性力,使整个文化系统呈现出超稳定结构状态,如果不借助外力的冲击,要想在其自身找寻根本变革的出路,试图排斥外国文化影响,关起门来单方面地振兴民族文化,其设想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20世纪初的人们对西方文化挑战的种种反应中,鲁迅的态度是值得重视的。鲁迅很早就提出了一种充满进取精神的文化构想:“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这可以看作鲁迅在20世纪初面对西方文化挑战所采取的总体态度和对民族文化进行现代化改造的基本构想。鲁迅认为,对民族文化固有的血脉,在不失其信心的前提下,应加以辨析、扬弃和选择;对世界文化思潮,则在打破闭关锁国状态的基础上,应以积极的态度去占有、挑选和拿来;在这两条途径的相辅相成的结合中,去创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从这一基本构想出发,形成了贯穿鲁迅一生的中外文化观: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因素的传承和对外来文化中先进文化因素的“拿来主义”。这里,充分显示出了鲁迅所具有的崇高的情怀和开放的胸襟。鲁迅的这种文化构想在20世纪初有其代表性,正是鲁迅这一代文化人,通过这两条相辅相成的途径,架通了中华民族文化生命与世界文化进步思潮之间的桥梁。
鲁迅在深刻的文化反省中,始终坚持着“全面反传统”的精神;这应该看作他对上述文化构想的合理发展。“全面反传统”在鲁迅那里是一个具有战略性的口号。鲁迅目睹了中华民族两度失去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的机会:一次是戊戌政变失败,失去了走日本明治维新道路的机会;一次是辛亥革命后的政局逆转,失去了走法、美民主共和道路的机会。痛定思痛之后的思考,使他不能不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社会与文化的进步,对于中国来说竟是如此的艰难曲折?鲁迅深刻地认识到,衰老的国度“正如人体一样,年事老了,废料愈积愈多,组织间又沉积下矿质,使组织变硬,易就于灭亡”。这种历时数千年的文化沉积,形成了一种可怕的历史惰力,即畸形的民族文化同化力,使得任何先进的东西都或遭到拒绝,或被同化,改变成能适应于维系旧事物生命的东西。这种惰性严重阻碍着中国在世界文化交流中取优补劣。因此,鲁迅觉得,只有在整体格局以及整个体系上的全面反传统,先进的东西才会被真正接受过来,并充分发挥其效能。当然,鲁迅并非看不到中国文化的长处,但在他看来,多讲本国的优点容易使人陶醉,不思改进;而对弱点的批评,则能促人觉醒,激起人们改变现状的热情。鲁迅并不反对在打破传统文化的整体格局之后,对那些局部的、具体的积极性文化因素的传承和汲取。这里,正体现了民族自强精神与民族自我批判精神的高度统一。
站在文化转换的历史关头的人们,都无疑会遇到如何处置本民族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的问题。能否正确处理好这种关系,对于能否推动这种文化转换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鲁迅对于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贡献,他所取得的诸多文化业绩,在较大程度上正是取决于他的这种对待中外文化关系的正确态度。这种态度对于同样处于文化变革历史关头的当代中国人来说,其借鉴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鲁迅研究界曾有一个喊了许多年的口号,即“让研究回到鲁迅自身去”。这个口号是基于研究中对鲁迅自身特征的偏离倾向而提出来的,但要将这个口号变为实践,那么首先遇到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鲁迅自身最有意义、最有价值、最本质的特征是什么?美国人史沫特莱在《论鲁迅》一文中认为,“在所有中国的作家中,他恐怕是最和中国历史、文学和文化错综复杂地连络在一起的人了。”这一评价,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中国20世纪初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时代特征,决定了鲁迅这一代文人学者在从事任何事业时都在实际上与时代赋予他们的文化思想启蒙的历史任务难以分离。他们学习、研究、思考、探索的领域常常超越于某一个具体的部门或领域的范围,显示出博大精深的特点。他们目光所及,几乎渗透到了诸如哲学、历史学、伦理学、宗教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语言学、心理学等等一切的精神文化领域,而且各个方面的交相渗透,在一个人身上,常常是难以相互剥离开来的。因此,仅从任何一个具体领域出发,都无法揭示出他们的真正的全部的意义和价值。
鲁迅的真正的意义、鲁迅遗产的真正价值,正越来越深刻地为人们所认识。随着时代的迁移,鲁迅在中国历史上作为文化思想家的地位日渐显着,以致正在取代其作为单一的文学家的地位。虽然毛泽东早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指出“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但对这三个“家”的理解,若仅从鲁迅在这三个具体领域中的贡献出发来分而论之,就会缺少对三者内在统一性的把握。其实,在鲁迅那儿,最初的出发点和最终的目的,都是在于促进中国文化顺利完成发端于20世纪初的伟大的历史性转换,至于他所涉猎较多的三个领域,只是他为完成最终的文化目的而选择的具体的渠道。鲁迅之为革命家,不同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从事革命理论的研究、阐述或从事实际的革命运动的那些所谓政治革命家,而是一个致力于文化战线上的斗争的“文化革命”家。由于文化问题与中国20世纪以来的社会变革关系异常密切,所以鲁迅的“文化革命”斗争与实际的社会斗争是相辅相成的;但如果用一般政治革命家、社会革命家的特征来解释鲁迅,则难以把握鲁迅之为“革命家”的独特的方面。
同样,鲁迅之为思想家,也不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些专门从事思辨的哲学研究的思想家。如果以“深邃的哲学”、“抽象的思辨”等作为衡量思想家的标准的话,鲁迅绝不是一个典型意义上的思想家。鲁迅比较执着于现实人生,注重对于社会的文明批判,注重对于伦理道德的探索,而这一切正体现出一个文化思想家的特点。至于文学,鲁迅更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学家。他的文学创作的价值并非止于文学自身领域,鲁迅从根本上就是带着一种鲜明的文化目的去从事文学活动的。在鲁迅那里,文学艺术绝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如果仅把鲁迅的文学艺术活动当作一个封闭的系统来研究,事实上是不可能把握其文学艺术活动的全部意义和价值的。这一点不仅正在得到国内学者越来越充分的肯定,而且在国外,人们也早已认识到了。早在鲁迅逝世时,埃德加·斯诺就曾说过:“我总觉得,鲁迅之于中国,其历史上的重要性更甚于文学上的。”其实,鲁迅在国外受到的关注,常常就是超越纯文学的界限的,外国学者常常是通过鲁迅来了解和分析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例如,“一个日本人,他可能不了解中国的文学、历史和哲学,可是,他却知道鲁迅的名字。他常常饶有趣味地阅读鲁迅的作品,通过这些作品,他懂得了中国近代文明与文化的意义”。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当然也是如此,诚如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不懂得鲁迅,就不懂得中国。”而从鲁迅研究的角度来说,如果不从鲁迅所包蕴的整体性中国文化内涵出发,也许我们就难以理解鲁迅的真正价值。

鲁迅的文学创作和文化活动反映他所面向的中国社会政治现实,同时,他的文学创作和文化活动以及围绕这些活动进行的阐释、言说和研究,已被“编织”在20世纪中国社会政治变动的过程中,成为影响和推动20世纪中国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鲁迅的认知和阐释,往往关联到对于文学政治、文化政治、民族政治、革命政治以及中国与世界关系等问题的探讨。它不仅引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而且影响中国整体文化的发展和转型。

研究鲁迅与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能为鲁迅的文学选择和文学价值提供新的解释,回答鲁迅研究中出现的问题,丰富对于现代文学发展规律性的认识。鲁迅与20世纪中国社会改革的关系十分密切。当政治变迁在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中起着决定性影响作用时,鲁迅所经历的社会改革进程不能回避政治的影响作用,所以鲁迅必然受到政治变迁的影响。对于这一认识,学术界并无异议。但是,鲁迅到底受怎样政治语境的影响,与政治语境的关系怎样,鲁迅的文学因此具有怎样的价值?关于这个问题,却出现截然对立的理解。概括来说,一种是新中国成立后到20世纪八十年代初,凸显鲁迅的“政治性”,认为鲁迅的文学创作是无产阶级文化的“代言人”。另一种是20世纪八十年代以降,对于鲁迅文学创作“自主性”加以强调。在简单判断孰是孰非之间,我们首先应该寻找对立观点的“一致性”。之所以会产生如此现象,源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两种截然对立的结论的发生,受制于各自结论发生背后的政治文化语境;另一方面,鲁迅的文学道路自身就具有特殊性,这决定着鲁迅能与不同的政治文化语境构成“对话”,从而能够“参与”身后历次的社会文化变革进程。

要回答鲁迅文学道路的独特价值,必须首先了解鲁迅其人其文到底具有怎样的特殊性,又怎样促使鲁迅在不同政治文化语境中彰显不同的价值。可以说,鲁迅的身上集结着“意识形态阐释者”和“审美理想追寻者”的矛盾统一性,这决定着鲁迅特殊的文学创作道路。无论是鲁迅“从文”的动机还是方式,无论是鲁迅的文学观还是其创作题材、形式等各方面的倾向,都体现出鲁迅对于文学“意识形态功能”和“自主性”的双重反思。同时,鲁迅与政治的关系,历史地、阶段地呈现不同的形态。文学史研究应该历史地、具体地探讨鲁迅与不同时代政治变动之间的关系。

政治文化视角的引入,可以将鲁迅研究推向深入。由于“政治文化”摆脱了将“政治”简单理解为政策纲领的局限,能够超越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代文学”的话语范式以及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自主的本体”“审美”的范畴的局限,从而能够呈现出政治和文学之间复杂的纠葛,弥补既有文学研究关于“政治”和“文学”之间关系研究的空白。

就鲁迅研究来说,“政治文化”视角的引入彰显出20世纪中国政治变动和鲁迅“文学价值”之间的复杂关系,给鲁迅的特质找到新的依据,提供新的解释,揭示政治影响下文学建设的规律性。同时,从“政治文化”视角研究“符号化”的鲁迅是如何参与后世文学建设之中,可以凸显不同时代由政治文化变动带来的文学思路的“交错”“转换”和“对话”,更有助于对现代文学“文学建构”规律性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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